我是1983年大学毕业后第二年到《徐州矿工报》社工作的，直到1998年调离。这段时间令人难忘的。首先，矿工报的生产技术变革，在潜移默化中将我引导到“媒介技术变革”这一重要学术领域中。我刚进报社时，编辑部环节，都是“手工作业”：从采访到写作，全靠手写；印刷环节，全是人工捡、排铅字，印出来的报纸不清晰。后来，报社领导与时俱进，在局里支持下引进了当时先进的激光照排系统，编辑部也开始用上了“286”电脑。在全国同类媒体中率先“告别了铅与火，走进了光与电”。这种生产工艺的变化，为我后来研究媒体融合、全媒体等打下了基础。可以说，在矿工报亲身体验的这段媒介技术的变迁，使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了媒介技术变革对社会变化的巨大影响力。
其次，矿工报的釆编实践和浓厚的学术研究氛围，是我后来走上学术研究之路的原初动力。
“如何办好企业报”是全体人员始终思考和探索的重大议题。时任徐州矿工报总编辑的姜启华同志总结提炼出的“新、短、活、杂、独”5字办报方针，即使在融媒体、全媒体、自媒体风行的今天看来，也充满思辨的哲理。还有袁庆南、杨江云、刘效玲、耿家强、赵玉银等同志撰写的大量论文，都深深地启发了我，推动我对办报过程中遇到的困惑、发现的问题多思考、寻钥匙。为我后来评上“主任记者”职称、进入高校以致考上复旦大学的传播学博士，都起到了重要作用。
再次，矿工报扎根底层接地气的特质至今滋养着我。在企业报工作，最大的优势就是始终围绕着企业生产经营一线，始终围绕着最底层的民众民生。在这种工作环境中，耳濡目染，我逐渐形成“关心底层，关注民生”的情怀。我不仅将“民生新闻”确定为我的博士学位论文选题，而且在2008年过关斩将成功申报了相同主题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。师者，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。如何使学生在学习马克思主义新闻时理解“以人民为中心”“人民至上”的具体含义？这就需要教育者自己首先要深刻领会其精神内涵。我因为曾经有十多年沉浸底层的从业体验，向学生讲解起来自然更加情真意切，学生也更易入耳、入脑、入心。
（作者系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、全媒体研究院副院长，曾供职于徐州矿工报社）